任志强: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


来源:凤凰网财经

凤凰网财经讯 2017年12月2日-3日,以“决策与市场”为主题的第六届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?;嵋檠氲秸萄У雀鹘缂伪?,围绕十九大后中国经济改革、金融和产业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探讨。

任志强在峰会上回顾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过程,认为:“企业家最重要的是推动社会进步。”

任志强表示,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要依赖企业家,中国企业家群体正在把财富用于公益。

 以下是于盈对话任志强原文:

于盈:在座我想问一下有不认识或者不知道任志强的吗?举手,没有。任总的知名度非常的高,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,其实任总,其实是人民大学的时候是法律的硕士,但是感觉法律一般律师说话都是比较严谨的。但是任总您说话有点激进,不是特别的严谨。想问一下您一直都是这样的吗?

任志强:首先纠正你的错误,我不是法律的硕士,我是在职研究生,因为我没有学历,填这个表的时候是有巨大差别的,硕士是一定要拿到文凭,在职研究生是不给你发文凭的,你只是上了课,参加了学习,但是没有给你这个硕士学位。这是第一个错误。

第二个错误,他说我说话不严谨,我觉得我说话非常严谨。我要严谨我怎么能预测十年的房价都预测对了呢?

于盈:您一张嘴别人就说您是放炮。

任志强:这是因为别人不敢放炮。如果所有人都敢说真话的话,我就不算什么东西了。如果大家都不敢说真话,突然发现有一个人说了真话的时候,他就觉得这个人是个大炮。要是所有人都说真话,怎么会有这事儿呢?我觉得你们在座的各位,当你们教育孩子的时候,你是告诉他说假话还是说真话呀,你一定对你的孩子说别撒谎,说真话。为什么你们在社会上说话的时候都得说假的,不说真的呢?我看着挺烦的。我觉得说真话是非常重要的。

于盈:当然说真话重要,但是在中国的文化里面的话,一直都是自古以来都有内敛的文化,就是做高调,好像做人做事说话高调的话,很多人都没有得到特别好的下场,有些人不说假话,但是选择不说话,您一直选择说话,您觉得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,又失去了什么呢?

任志强:我很长时间不让我说话,你们写凤凰新闻,你要老不说话,你还叫新闻吗?我看你们上头写了一个大题目,叫“决策与市场”,我觉得这都说傻话。这个倒过来呀,市场决定了决策呀,而不是你决策决定了市场,你决定不了市场,你别搞错了。

开了一天的会,我发现你们怎么都没看出来这是个错的东西。

于盈:所以才等您最后来画龙点睛了。

任志强:我听了一个尾巴,上一轮的好几位我也不知道他们讲的主题是什么,但是我听到了一个,你至少要掌握信息,如果没有信息的话,你是做不了决策的,企业家是干什么的?企业家就是要分析和掌握信息的人,这是机器人替代不了的。否则机器人都当企业家了。这是绝对不可能被替代的东西,就是因为他要决策,这个决策来自于什么呢?来自于市场信息。

如果我们市场的信息都是假的,机器人一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。但是如果市场的讯息是假的,不一定企业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。因为企业家在一线服务的时候,他会了解更多和新闻报道不一样的信息,因此他做决策的时候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去研究,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他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。

我们今天不谈房地产,但是我们知道房地产的信息很多是假的信息,如果你根据现在已经统计公布的信息去做决策,你可能就做了一个假的决策,这就是机器人容易犯的错误。但是如果你在第一线你会了解很多真实的信息,你就知道为什么那个公布的信息是假的,你就会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。

核心的问题在于机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,再怎么智能的机器,它只能替代叫什么端的人口,然后剩下的决策得靠人,没有人做重要的决策的话,这个判断是不可能的。

刚才一位说到银行的征信什么,他只有一部分数据,另外一部分数据他是拿不到的,这谁能拿到,企业家能拿到,因为企业家在第一线最了解情况,所以他可以拿到很多靠官方的统计数据,靠计算机系统得不到的数据,因此他才能做出一个更加正确的判断。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决策都是政府政策错误,大部分的决策都没有让企业的决策错了。比如说一个县的县长说,今年我们全县都种大白菜,老农民告诉我绝不能听县长的,种的都是大白菜都赔了,你们想想事实是不是这样?结果没种大白菜的人发了大财就因为他用自己的思维在做决策,而不是按照上面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决策,他才能在市场中掌握最灵敏的信息,然后让自己从中受益。千万可别听他这个,决策与市场就是颠倒黑白呀。

于盈:这个也是导致一种不平等,因为信息其实是不对称的,好像刚才上一场也有说到,您处于社会不同的位置,你可以收集的信息的量就决定了你的决策的好坏。

任志强:你说的对。

于盈:终于受到了一回的肯定。

任志强:你如果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差异,你就应该掌握全球性的信息,如果你只做局部性的信息,你就了解你局部信息就够了,比如我作为县城开发商,我就要研究我县城人们的居住需求怎么样就够了,我管你中国怎么样,我管你美国怎么样,和我没有关系,因为我做的就是局部。

但是如果你们就像刚才那场说的金融,这钱今天跑美国,明天跑欧洲,24小时都在转悠,那你就不能掌握一个局部信息,你得掌握一个更广泛的信息,你睡着觉呢,醒来没有钱了,那个汇率差的很大了。

因此企业家做决策的时候是根据自己所需,比如创新,什么都得创新吗?我觉得大米永远是大米,你不能把大米用个新的东西把它替代了,不吃大米饭了,做不了。所以你作为一个企业家,要创新的是发展模式,比如我这个大米可能做出大米面的东西,我也可能做出其他东西,你有很多生产方式可能是新的,但是大米就是大米。作为一个企业家,特别是成熟企业家,不是所有的东西必须是新的才能赢,旧的产业改不了,吃大米还得吃大米,磨面粉还得磨面粉,做面包还得做面包,但是面包口味可以是新的,不一定老是黑面包,老是一个味道,不一定。

所以创新不要搞错了,不要以为创新就是旧的东西不能卖了,一定要卖新的东西,我们穿衣服不还是棉纺、丝绸的吗,化纺的再好也不如棉纺的舒服,一样的道理,老的东西不一定都得扔了,如果都扔了,人可能不活了。所以对信息的判断,你得看搁到一个什么样的环境、背景和范围之内去讨论什么样的信息如何如何,这对在座的可能有所启发。

于盈:你说的大米不变,衣服不变,但是种植大米的方式变了,可能效率提高了,可能制作衣服的方式变了,效率提高了,那个是不是也是创新?

任志强:所以我刚才说了,你可以把大米做成大米面的东西,也可以做成蛋糕,这都可以创新,但是大米没有变。所以我们做企业的时候,特别是企业家,作为一个企业家,你要做什么东西,你自己要很清楚,所以根据市场进行判断的时候,你得知道你的东西是不是会永久存下去,如果它不能永久存下去,它可能明天就没了,最简单的就是BP机,没过几年就被替代了,因为很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把它替代。

拿大米举个例子,因为大米很难被取代,鸡蛋到现在被人替代了呢?牛肉也没有被替代,但是牛肉可以有澳大利亚的牛肉,美国的牛肉,和其他地区的牛肉,牛肉本身并没有被替代,所以新和旧要比较的来看,根据市场做调整,而不是盲目的认为新的好,把牛杀光了,你用乌鸦肉替代牛肉?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新和旧来衡量。

于盈:所以作为一个企业家来说,您是站在第一线,确实掌握的信息是比普通老百姓多很多,那您是不是把分享这方面的信息和决策作为您的责任呢?

任志强:中国的企业家和国际上的企业家不一样,从国际上来说企业家可能好几代,比如我们说洛克菲洛,到现在第五代第六代,为什么?因为他的制度没有发生中断。中国应该说刚刚开始有企业家,因为中国刚刚开始有私有产权,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企业家,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你的,所以中国一直到1979年改革之前的经济发展是非常非常落后的,1949年的时候,中国的GDP是日本GDP的2.5倍,但到了1979年计划经济给我们造成的结果是日本的GDP是中国GDP的4倍,从原来低于我们的2.5倍,变成比我们多4倍,可想而知中国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造成的结果是巨大的损失,中国人民太惨了,浪费了30年的时间。我们哪一年才回到了1949年的水平呢?2015年,终于有了改革开放,我们有了这么多年的发展,于是到了2015年中国的GDP又变成了日本GDP的2.5倍。同时,1979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从1949年4个人顶日本一个人变成38.9人顶日本1个人,终于在2015年我们回到了4个人顶日本1个人的GDP了?;痪浠八?,如果没有前30年消灭了企业家的一个结果,中国怎么会浪费60年的时间才和日本又保持了1949年的GDP水平呢?

那么我们的第一代企业家从哪儿来的呢?严格的说起来,应该说从承包制来的,承包制起到了什么作用呢?在中国共产党不改变公有制的基础情况下,允许你拿生育的利润,叫承包制,所以农民用承包制的办法把公粮交上来一部分,剩余的归自己,工厂有了工厂承包制,你完成了任务,比如300万的任务完成了,多完成的10万你拿了,这叫承包制。

这个时候有真正的企业家吗?也不会,因为你没有自由产权?;?,明天看你挣了就改规则,你完成300万不行,你得完成310万,就是没有产权?;?,为什么?因为那财产不归你所有,你是承包的,你是利用的。

那我们第二代的企业家说起来是1984年城市改革,从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转移的过程中,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,那个时候的民营企业是按照马克思的办法,一个人雇佣不能超过7个人,否则就抓起来,那你怎么会有企业家呢?企业家来自于大规模的集中化生产,市场化生产,要雇很多很多人,然后效益大大提高,流水线什么这个那样,这才会有企业家,否则都是小作坊,7个人不就是小作坊呢,怎么有企业家呢。那个时候我们有了一批,但是也不是真正的企业家,为什么?因为产权仍然不归自己。

1984年之后,邓小平终于说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,而且提出可以由万元户,由先富带动后富,这个时候有了私有产权?;?,有了企业家,中间又出现了一些变故,1992年又有一个南巡讲话,因为我们看到大部分现在的企业家是1984年到1992之间,特别是1992年之后,因为有了私有产权,因为有了市场经济,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,我们才开始有了企业家群体的出现。

到今天为止,如果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了,企业家群体是支撑不下去的,如果在“十九大”之前我们用专门出了文件要改善企业家生存环境呢?出这个文件就说明以前太差了,要不差中央出这个文件干吗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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